华英通语华英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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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假名问题为什么福泽谕吉能被印到日本面值最大的钞票上如何评价福泽渝吉的脱亚入欧理论日语假名问题1、ん、ゔ、っ、ヶ、ー，共五个
2、1860年首见，福泽谕吉提出的，首见《増订华英通语》。
唯（ただ）原书のVの字を正音に近からしめんと欲し、试（こころみ）にウワの仮名に浊点を附けてヴワ゛と记したるは当时思付（おもいつき）の新案と云うべきのみ。——福泽谕吉
例子：
天
テン
Heaven
ヒーヴヌ
3.一方、语头のWの文字は[v]の音で発音するが、このような例を音訳する场合、当てはめられる仮名はバ行ではなくワ行（ワ、ヰ、ヱ、ヲ）あるいはウァ行（ウァ、ウィ、ウェ、ウォ）となることが多かった（/u/に対してはウが使用されることについては変わらない）
就是说如果一个英文单词开头是w这种情况，此时不会变成ゔぃ。
为什么福泽谕吉能被印到日本面值最大的钞票上明治维新，这个词含有两个意思：狭义指1867年江户幕府第十五代德川将军奉还大政，明治新政府成立，天皇亲政，1868年发布“五条誓文”（明治政府的基本方针），富国强兵，所以今年是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年（确切地说，是改元明治一百五十年），连中国媒体也跟着纪念，大概要当作他山之石；广义指日本创立近代国家的一连串过程，至于截止于何时，废藩置县抑或立宪体制之确立，众说不一。与明治维新有关的另一个词是福泽谕吉，我们中国人也久闻其名，广义的明治维新期间他堪称最大的启蒙思想家。
福泽谕吉的业绩主要在教育和著述。代表性著作有《劝学》《文明论之概略》《福翁自传》。特别是《文明论之概略》，明确给时代提出理论性指针，对后世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屹然为近代日本思想史的经典。不过，据一位把此书翻译成现代日语的大学教授调查，他的学生里没有人读过福泽的著作。正因为是启蒙读物，而今读它不需要高度的知识和训练，但毕竟过去百余年，当时写得简明易懂，现今却变得佶屈聱牙了。明治时代的书还是满纸汉字，对于远远比日本人更坚持汉字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倒是别有亲切感，若略通古文，几乎可以用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读出个大概。
福泽谕吉（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日本近代重要启蒙思想家、教育家
福泽谕吉出生于天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换算为新历，是1835年1月10日，卒于1901年，整个是19世纪的人。父亲是中津藩（今大分县中津市一带）的下级藩士，驻在大阪为藩府经商，福泽就出生在大阪（古时写作大坂，传说明治政府看坂字好像是“士反”——武士造反，不吉，改作大阪）。父亲好儒学，福泽出生时他得到一本清乾隆年间的《上谕条例》，于是给儿子起名谕吉。一岁半时父亲病故，全家回到中津藩。他们说大阪话，被当作外乡人。
中津藩是小藩，福泽是末子，父亲甚至想让他出家当和尚，或许有出头之日。福泽在《福翁自传》中回忆：“每当想起此事，我都愤恨封建的门阀制度，同时又体谅先父的心事，独自流泪。为了我，门阀制度是父亲的敌人。”自幼感受和经历的不平等是福泽谕吉日后极力主张平等与自由独立的内因。第一次出洋，他也留意美国人不知道总统的孙子是做什么的，这要是在日本，即使不知道“邻居是做什么的人”（芭蕉俳句），也不会不知道幕府将军的孙子。可见，出身不平等始终是郁闷在福泽心头的一个情结。
中津市的福泽谕吉故居
1853年彼理率美国炮舰敲开了日本锁国二百年的大门，风云际会，特别是萨摩、长州两藩（萨长）的下级武士，如所谓维新三杰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另一杰木户孝允出自藩医家庭），大致和福泽同代，乘机突破身分等级，投身于推翻幕府活动。伊藤博文（生于1841年）比福泽小六岁，由于身分低，当年只能站在松下村塾门外听讲。他踊跃地火烧英国公使馆，又突然去英国留学，目睹英国的国力，惊骇得赶紧拥护开国论。如此善变，不愧为政治家。更有甚者，今年正在被日本“央视”播映大河电视剧的西乡隆盛忽官忽贼，变来变去。与勤王志士相比，福泽谕吉不是政治家，而是读书人，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老路。
十多岁时用功读汉籍，尤其爱《左传》，通读十一遍。还作为武士，练就拔刀一击术。连乡下也听说彼理的黑船（船体涂黑漆的炮舰）闯进了日本，一时间举国谈“砲术”，当家的兄长支持福泽去长崎游学，学习荷兰语，以了解“荷兰砲术”。转年到大阪进适塾，钻研“兰学”（通过荷兰语研读西方学问）。开办适塾的是日本近代医学之祖绪方洪庵，号适适斋。1858年福泽奉藩府之命前往江户，在中津藩“驻京办事处”的兰学塾担任讲师；庆应四年的1868年改称庆应义塾，后来发展为庆应义塾大学。
庆应义塾大学是福泽谕吉所创建的日本第一所私立大学
到江户翌年，游览并考察外国人居留地横滨，发现“英学”取代了兰学，荷兰话完全派不上用场，连招牌都不认得，懊丧之余，抱着字典自学英语。1860年江户幕府派遣使节团，咸临号护卫，福泽充当舰长的随从赴美国西海岸，大开眼界。归国后就任职幕府“外交部”，当了几年官。把在美国买来的广东语和英语对照的《华英通语》加上日语，刊行平生第一本书《增订华英通语》。
1862年福泽谕吉又作为翻译，随幕府使节团出使欧洲。途经香港时目睹英国人把中国人当猫狗对待，深受冲击。一年间历访各国，痛感需要在日本普及“洋学”。归国时伊藤博文们正火烧英国公使馆，攘夷论甚嚣尘上，他建言幕府征讨长州藩。1867年再度随团出使美国接收军舰，为时半年。三度出洋，“惊讶的同时羡慕之，难抑我日本国也实行之的野心”。福泽的能力主要是儒学教育所训练的头脑，和通过英学掌握的西方思想知识。接连出版《西洋事情》《西洋旅指南》等，以翻译为主，介绍西方新知识，启蒙各色人等。
1867年马克思出版《资本论》，在遥远的东方日本，幕府被打倒。福泽谕吉认定明治新政府是“守旧的攘夷政府”，拒不出仕。可志士们并非为藩主争霸，而是要借机上位，建立一个欧美式国家，所以掌权后变脸，由攘夷转向开国，这可教福泽始料所不及，也就不改初心。他在巴黎、柏林拍照，手持一把刀，这是武士的标配，明治维新后变成了一介平民。
1862年，乌德勒支大使馆前的访欧团成员，福泽谕吉（左边第2人）
1892年撰写《瘠我慢之说》，说立国是出于私情，并非公心，大难当头，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瘠我慢”，乃武士的美德。“杀人散财是一时之祸，而维持武士美德乃万世之要。”痛斥胜海舟和\\本武扬，在诸侯争霸之际，身为幕府的重臣，却一个主和，一个投降，不能为君主尽忠，与敌人并立于新朝，升官发财。
人到暮年，福泽的壮心里仍然保留着武士道精神，为幕府已走上开国之路的覆灭长叹息。不过，福泽虽然不当官，却也曾应允替政府办报，只是因牵涉政争被爽约。1882年就此创办了自己的报纸《时事新报》，妄议朝政，这样的大V当然被警察置于监视之下。
与时俱进，福泽寻机从译介转向著述，建构自己的理论，“从根底上颠覆全国的人心”。恰好1871年回乡，与人合写《中津市学校之记》，倡导自劳自食，一身独立。若广布世间，其益亦应扩大。此后独自写下去，1872年出版《劝学》初编，到1876年出版十七编，1880年加上《合本学问之劝序》（原题如此），合为一本书出版。序中自道，此书是“读书之余暇，随时所记”。连续出版《劝学》其间，福泽又撰写《文明论之概略》，从书名上也可看出两本书的读者对象是不同的。晚年出版《福泽全集》，绪言中有言：以前的著译主要引进西洋新事物，同时摒弃日本陋习，说来无异于把文明一段一段地零售。
到了1874、75年前后，世态渐定，人心渐熟，此时写西洋文明之概略，以示世人，诉诸儒教流故老，也能得到赞成，岂不最妙。《劝学》起初就是给学生写教材，而《文明论之概略》写给五十岁以上的读者。他们视力渐衰，从小习惯看粗大的版本，所以此书的版本采取古书样式，文字特大。后来出版活字版，与木版本并行于世，印数几万册，很多老先生来信予以好评。西乡隆盛也通读一过，并晓谕子弟阅读。
意在启蒙，首先要明确读者对象，这两种书分别达到了著书立说的目的。《劝学》十七编总计印行七十万册，其中初编不下二十万，再加上盗版，估计有二十二万册，当时人口三千五百万，算来一百六十个国民当中就有一人读初编，古来稀有。有意思的是，后来说法变成每编印行二十万，十七编合计达三百四十万册，流布全国。不管怎么说，它无疑是日本出版史上第一本超级畅销书。畅销的前提是江户时代以来对普及教育的重视，民众的读写能力之高，所谓文明古国也不能同日而语。
中国的近代启蒙似乎多“概略”，少“劝学”，吃人血馒头治病的老栓小栓和阿Q小D祥林嫂不会读鲁迅的小说《药》。没有福泽谕吉那样的启蒙家，当然也不会有日本那样的国民。“启蒙”一语也带有上智开导下愚的封建性意思，上智作为现实主义者，自负能理性地看清现实。
“民权”论者受欧美政治制度及思想的影响，以开设国会为第一目标，宣扬国内民主主义之必要；“国权”论者深刻认识到欧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以修改不平等条约为第一目标，鼓吹国家独立。福泽谕吉则看清两者之间的关系，统而言之。一年间专心于读书与执笔，1875年出版《文明论之概略》。主要参考了法国史学家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和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而且本来有深厚的汉学素养，博引儒家典籍，随手拈来史书中的事例，以助理解。
所谓文明论，开宗明义，绪言中写道：乃人之精神发达的议论，其趣旨不是论一人之精神发达，而是集天下众人之精神发达于一体，论其一体的发达。故而文明论或亦可称之为众心发达论。全书共十章，前九章搭建理论体系，最后的第十章写到和外国交际之难，以及对策，为现实政治谋划进言。此后又接连撰写《分权论》《通俗民权论》《通俗国权论》等理论性著作。
《劝学》是以初学者为对象的文明入门书，并不是学问。主要讲两个原理，一是人的平等。平等才可能自由独立。二是国家的平等，也就是独立。平等不但是个人的事，也是国家的事。至于两者的关系，在于“一人独立而一国独立”。福泽认为东方没有的东西，有形的是数理学，无形的是独立心。
《文明论之概略》也讲了两个原理，一是需要文明，即人民的智和德进步，二是国家要独立。为实现对外独立，必须国内先文明。国之独立是目的，国民的文明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如果两者出现了矛盾，则文明为先，“不可拘泥于一国独立等之小事”。原则上个人的自由独立、人以及国的平等、文明的进展，其价值超越国家，甚至先行于国家的独立。但特殊情况下，事急矣，则万不得已，也应该把国家的独立当作第一目标。
文明是相对的，逐步发展的。福泽并不是简单的西方文明崇拜者，只是当现实地议论文明开化时，才认为西方文明可说是最好的。福泽的文明有两方面意思，也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很容易采纳，而引进精神文明为难，但重要的是精神文明，他称之为“一国人民的风气”。《文明论之概略》中篇幅最大的是第九章“日本文明的由来”。文明的本旨在于上下同权，而日本文明的问题正在于权力不均衡。日本有政府无国民，日本人民不关心国事。遍及日本，无论大小或公私，人与人的关系都是上下关系，不存在平等相交。这是日本的国民性，似乎也是儒教社会的普遍现象。反抗者只要求均贫富，这样的社会构造就会是千古不变。
一个国家的存在是与其他国家相对而言，所以最重要的是外交，独立也是外交问题。福泽的一些论点具有普遍性，今日读来也令人认同。例如他认为，君主政治也罢，共和政体也罢，制度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叫什么名称，不过是人的交际之一。“果不便利，亦可改之，或无碍于事实，亦可不改之”。人的目的唯有达到文明一事，为达到文明，不可无种种之方法。随试之，随改之，经千百试验而有所进步，人的思想不可偏于一方，要绰绰有余。那么，谁也不能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于他国。
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著有《读文明论之概略>》，上中下三册，篇幅相当于《文明论之概略》的三倍多（本来是二十五次读书会的录音记录稿）。据他说，由于悲悲惨惨戚戚的战败，人们痛切认识到重新从头学取近代自由的必要，一直以来名声很臭的自由主义者乃至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者福泽谕吉又要被叫回到舞台上来。战败后福泽的学说时来运转，政治学者取其民主主义，经济学者取其自由主义经济，教育家取其个人的自立，女性主义者也取其妇人论，不亦乐乎。
福泽谕吉身高一米七十三，体重六十七点五公斤，在当代日本人中间也算是大汉。好酒，适塾年代常去牛锅屋痛饮。死后土葬，1977年福泽家迁坟，掘地四米，只见贴了一层青铜的棺材里灌满地下水，他仰卧其中，变成了尸蜡。有人主张学欧洲，作为国家遗产永久地保存，但家属以及众多粉丝不想看伟人这一副模样，未加解剖，付之一炬。倘若真的给后世留下一具化作木乃伊的福泽谕吉，恐怕尊容也就不好印上万元大钞。或许因著有《帝室论》《勤王论》等，他颇受保守派敬仰，高踞日本最大的面值已有三十多年了。
如何评价福泽渝吉的脱亚入欧理论福泽谕吉生于大坂堂岛，是当时的丰前国中津藩藏屋敷的下等武士福泽百助的次子。由于他出生的当晚，作为儒学家的父亲刚刚获得《上谕条例》（记录清朝乾隆帝时期的法令的著作），因此给他取名为“谕吉”。谕吉的父亲既从事管理与大坂的商人的贷款业务，也是一位通晓儒学的学者。但是由于身份卑微，在等级制度森严的中津藩一直未能有所建树，终生不得志而溘然逝世。因此，谕吉在日后说“门阀等级制度是父亲的敌人”，他本人对封建制度也开始产生怀疑。
谕吉在1岁6个月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回到中津(现在的大分县)。他与他的兄弟或者当时的普通武士家子弟不同，并没有忠孝仁义的观念，也不敬神佛。他起初也非常厌倦读书，到了14、5岁的时候，由于周边环境的压力，他才开始学习。不久，他的能力就逐渐积累，渐渐地开始阅读各种汉文书籍。
安政元年（1854年），19岁的谕吉前往长崎，学习兰学。作为他人生的转机便是这时。由于佩里侵日，日本国内对火炮战术的需求高涨。为了学习荷兰的火炮技术，必须要有通晓荷兰语的人才。于是谕吉的兄长便建议谕吉学习荷兰语。谕吉此后开始拜访长崎的火炮专家山本物次郎，在荷兰语翻译的指导下开始学习荷兰语。
次年1855年，介绍谕吉认识山本的奥平一岐与谕吉不和，便通知谕吉返回中津。但是，从离开中津那时便不打算再回去的谕吉却自行经过大坂前往江户（现东京）。他到大坂后，便去投靠与父亲同在中津藩藏屋敷工作的兄长。兄长劝阻他前往江户，并说服谕吉前往大坂学习兰学。于是谕吉便来到了绪方洪庵的适塾。这中间，因为患伤寒，曾暂时回到中津休养。
1856年，谕吉再次前往大坂求学。同年，由于兄长去世，他成为福泽家的户主。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求学，变卖了父亲的藏书和部分家产后，还清了债务，虽然除了母亲以外的亲戚都表示反对，但是谕吉还是毅然前往大坂。由于他无力支付学费，便从奥平一岐处借来便偷偷抄写的建设工程学的教科书（C.M.H.Pel,HandleidingtotdeKennisderVersterkingskunst,Hertogenbosch1852年），并以翻译该书的名义作为绪方的食客而学习。1857年，谕吉成为适塾的塾长。他在塾中研读抄写荷兰语的原著，并根据书中的理论进行化学实验等。但是由于他害怕见到血，从来没有做过放血或者解剖手术。虽然适塾主要是教授医学，但是谕吉对荷兰语的学习超过了对医学的兴趣。
1858年，谕吉为了担任在江户的中津藩官邸内设立的兰学塾的讲师，便和吉川正雄（当时名为冈本周吉，后改名古川节藏）结伴前往江户。当时住在筑地铁炮洲的奥平家的中屋敷，在那里教授兰学。这个小规模的兰学塾后来成为了庆应义塾的前身，因此这一年便被定为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时间。
1859年，谕吉前往横滨。当时，根据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横滨成为外国人的居留地。但是当地全用英语，学习了荷兰语的谕吉连招牌的文字都看不懂。从此他痛感学习英语的必要，便开始通过字典等自学英语。
同年冬，为了交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批准文本，日本使团要乘坐美国的军舰Powhatan号赴美国，日本决定派遣咸临丸作为护卫舰。谕吉作为咸临丸的军官木村摄津守的助手，在1860年（万延元年）前往美国。当时咸临丸的指挥官是胜海舟。之后，福泽也以在首次看到蒸汽船仅仅7年后就乘坐完全由日本人操纵的军舰横渡太平洋而感到自豪。
虽然谕吉已经在书上了解了很多美国的事物，但是还是受到了文化差异的震撼。例如他在书中写道，在日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德川家康的子孙的近况，但是美国人几乎没有人了解乔治·华盛顿的后代们的生活。（事实上，华盛顿并没有留下后裔）谕吉还和同行的翻译中滨万次郎一起购买了韦伯辞典的盗版书带回国内，成为日后研究的帮助。
回国后，他仍然在铁炮洲教授课程。但是此时他决定放弃荷兰语，专教英语，把兰学塾改变成英学塾。同时也受雇于幕府，从事政府公文的翻译。据说当时他对于不能理解的英文部分，还需要参考荷兰语的译本进行翻译。回国的当年，福泽还将在美国购买的汉语和英文对译本词汇集《华英通语》加入日语译文，作为《增订华英通语》出版[1]。这是福泽谕吉最早出版的书籍。在书中，福泽将表示V的发音的假名“ウ”上面加上浊音符号变成“ヴ”，这成为后来日本通行的标注方法。
在同年冬天，日本派遣以竹内下野守为正使的使节团出使欧洲各国，福泽谕吉也随之同行。当时也用幕府发给的津贴费买了许多英文书籍带回日本。他在欧洲对于土地买卖等制度也感受到了文化的差异，并对于许多在书本上无法看到的事物进行调查。例如欧洲人习以为常但日本人前所未闻的医院、银行、邮政法、征兵令、选举、议会等。
通过这几次参加海外使团的经历，福泽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学的重要。回国后，他写作了《西洋事情》等书，开始了对西学的启蒙运动。当时，他曾作为官员提倡幕府机构的改革，但在1868年（庆应4年）后，便将兰学塾改名为“庆应义塾”，专心从事教育活动。
在明治维新后，福泽继续大力提倡普及西学。并针对日益高涨的国会设立运动，提出创立英国流的不成文宪法的论调。他在1881年（明治14年）的政变后与政府要人绝交，在1882年创办日报《时事新报》，遵循不偏不倚的立场，引导社会舆论。1898年因为脑出血而病倒，之后虽然一度康复，但在1901年（明治34年）复发，溘然长逝。在葬礼上，遗属遵从福泽的遗志，婉拒了各方的献花，但是唯独默然收下了福泽的盟友大隈重信送来的丧礼。
由于福泽生前居住在庆应义塾的校区内，因此现在在他去世时所在的庆应义塾大学三田校区内设有石碑。戒名是“大观院独立自尊居士”[2]，墓地在麻布山善福寺。每年2月3日（福泽谕吉的忌日）被称为雪池忌，校长会带领众多师生前往扫墓。
福泽由于是1万日元的正面人物而在日本家喻户晓。有时候人们也将1万日元直接叫做“福泽谕吉”或者“谕吉”。也因此，有人在数1万元纸币的张数时，会以1人、2人的人数来计数。
福泽也是将会计学的基础“复式记账法”介绍给日本的第一人。“借方”、“贷方”的用语也是福泽首先翻译的。
首先将近代保险制度介绍给日本的也是福泽谕吉。他在《西洋旅案内》（中译：西洋旅游介绍）中介绍了人寿保险、火灾保险和损害保险等三种保险制度。
福泽谕吉主要的思想特征是反对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他激烈地抨击封建时代的专制压抑。福泽在其著作《劝学篇》第一篇开篇第一句即使“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可见其对于封建专制的抨击和对自由平等的肯定。更在《劝学篇》后续篇章中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化思想。此外，他也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这种均衡说体现了福泽独特的政治理念，反映出他并非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学说。此外，福泽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而要达到个人的自由独立，就必须要具备数学、地理、物理、历史等等现代科学知识。福泽的代表性语言就是“独立自尊”，这也成为了他死后的戒名。福泽毫无疑问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最高级别的精神导师之一。其著名著作是《劝学篇》17篇，《福翁自传》，《脱亚论》。尤其是《劝学篇》，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人手一本。
福泽谕吉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日本弘扬西方文明，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价值观。他在《时事新报》发表了著名的短文《脱亚论》，积极地提倡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应该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学习西洋文明。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他认定东方文明必定失败，因此他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他对当时的东亚其他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比如将中日甲午战争描述为一场“文野（文明与野蛮）之战”；认为朝鲜王朝、清朝是“恶友”。故而《脱亚论》又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福泽谕吉对于西洋文明并非没有取舍。可以说在其自由主义的表象之下，始终贯彻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此后，也有人批评福泽是一位肯定侵略行为的种族歧视主义者。但是，根据平山洋的《福泽谕吉的真实》（文春新书）的文字，其实这应该归因于《福泽谕吉传》的作者、《时事新报》的主笔、《福泽全集》的主编石河干明。根据平山的论点，虽然福泽批评了支那（中国）和朝鲜的政府，但是并不是贬低其民族本身。至于将清朝的士兵称为“猪猡”等种族歧视的说法，其实是石河将自己的观点伪造成福泽的说法写入全集的。但是，对于这种观点，仍有不少人表示质疑。但根据《脱亚论》，事实上当时福泽认为日本，中国之间如同近邻。而日本已经将旧的茅草房改建成石房，但中国仍然是茅草房。所以福泽认为应该想方法令中国也改建为石房，不然代表中国的茅草房着火一样会影响到改建成石房的日本。为了代表日本的房子的安全，日本应该不惜强占还是草房的中国，朝鲜。帮助其改建成石房。而且事实上，福泽甚至还资助过当时朝鲜的政变。但无论福泽如何认为，作为日本当时的精神导师的福泽在推动日本走向侵略道路的问题上亦难辞其咎。他对亚洲的观点，尤其在当时精神导师的地位而导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民众的心理，而这种普遍存在的观点，成为日后日本军队在亚洲国家实施暴行的思想根源。在一些学者的眼中，他更是日本侵略亚洲路线的基本设计者，堪称“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而福泽“脱亚入欧”的理论至今仍在影响着日本的发展，可以说是“现今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的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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