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GDP增速78十四五股市5000点中国经济关键预测来了

明年GDP增速7.8%、“十四五”股市5000点……中国经济关键预测来了！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经济遭遇历史性衰退，2021年中国将迎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十四五”时期，研判、分析并做好2021年的经济工作，无论是对国家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还是对国民做好企业、家庭及个人的生产生活安排，都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将出版的《经济蓝皮书：2021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2021年全球经济有望迎来普遍的恢复性增长，但疫情影响广泛深远，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

为此，要紧扣“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着力推动改革创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加注重可持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更加注重前瞻性、精准性和时效性；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做到稳存量、扩增量和提质量有机结合。

预计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分别增长2.2%、7.8%左右

目前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从全球范围来看，疫情形势并没有得到缓解，疫情的发展形势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控制疫情全球大流行最根本的措施是尽早研制出安全可靠的有效疫苗。目前已有部分疫苗通过了Ⅲ期临床试验，并将逐步投放市场。但疫情在不同国家仍会起起落落，假如今冬明春中国疫情只有局部零星散发且都能得到有效处置，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2.2%左右。主要经济指标预测结果见下表。

▲图表来源：《经济蓝皮书：2021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展望2021年，受2020年经济增长基数较低影响，考虑到宏观调控的跨周期设计与调节，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7.8%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对2021年的预测，可能因为2021年疫情发展态势的超预期变化而存在调整的风险。

杠杆率趋于稳定，但要警惕三个风险点

2020年三季度宏观杠杆率已经趋于稳定，尤其在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已经出现微弱下行之时，可以说由疫情冲击导致的宏观杠杆率阶段性上行过程已基本结束。未来几个季度，中国将再次回归到稳杠杆的进程之中，但仍有几个重要的风险点值得我们关注。

信贷与实体经济活动错配带来的风险

面对百年不遇的疫情冲击，决策层提出信贷增长要明显高于往年，以体现对于纾困与恢复经济的大力支持，这完全在情理之中。我们也看到，上半年，非金融企业和居民部门杠杆率都有较大幅度的攀升，债务的增长缓解了经济主体的资金压力，对冲了外部负面冲击，起到了相应的作用。事实上，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无限量化宽松政策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因为疫情冲击，很多信贷需求是用于纾困，而不是用于商业活动的扩张，这就使得“明显高于往年的信贷增长”与“明显低于往年的实体经济活动”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匹配或者错配。这从总体上会引致宏观杠杆率的大幅攀升，局部也会带来资金套利和资产价格较快攀升的风险。

商业银行的坏账风险

面对疫情冲击，为了完成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普惠金融的要求，商业银行普遍放松了风险监控要求，扩大了信贷资产的风险敞口。

首先，贷款利率的下降增加了资金的投机需求，部分信贷资金违规流入了房地产和资本市场。一旦出现资产价格的较大波动，这部分信贷资金的违约率会上升。

其次，由于普惠金融的要求，商业银行增加了对小微企业贷款和无抵押贷款。2020年上半年，全部贷款增速为13.3%，而普惠贷款增速为28.4%，普惠贷款在全部贷款中的占比提升。一般来说，越是小微普惠贷款，不良贷的比例可能越高。当前商业银行整体的不良贷款率仅有1.91%，但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达到2.45%，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达到4.09%。

最后，部分贷款并非支持新增经济活动，而仅仅是应对企业的流动性需求和对已有债务的还本付息。2020年6月，央行出台了两项针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政策工具，为还本付息出现困难的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政策支持。此外，对于暂时面临困难的小微企业，商业银行也多采用借新还旧的方式提供流动性支持。虽然部分企业会受益于暂时的流动性支持而得以扩张发展，但也会出现一部分企业在未来货币政策正常化时期面临经营困难，从而转化为商业银行的坏账。

可以预计，未来不良贷款率较快上升将不可避免。

国有大行与民营中小银行的普惠贷款竞争加剧

2020年二季度末，全部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13.7万亿元，同比增长28.4%。其中国有大型银行的贷款余额为4.3万亿元，同比增长46.4%。国有大型银行的普惠贷款余额增速远高于平均水平，超过民营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增速，并且主要抢夺的是优质客户。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及金融去杠杆的大背景下，国有大型银行主动下沉业务，扩张普惠贷款规模，客观上也导致民营银行和中小银行丧失了部分优质客户。在与国有大型银行竞争的过程中，民营银行和中小银行缺乏资金成本优势，只能下沉客户群体，增加了坏账风险。

“十四五”时期，股市有可能冲击5000点

2021年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一年，中国股票市场需要更好服务、驱动、引领实体经济发展，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

通过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A股市场的交易便利性、市场流动性和市场活跃度将继续提升，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形成也将增加市场的包容度和覆盖面，更多优质公司有望登陆A股，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创新“领跑者”和产业排头兵作用。

后疫情时代，更有韧性的宏观经济基本面、更具核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更加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更高质量的上市公司群体、更多长期业绩导向的机构投资者将共同助力A股市场，在高水平双循环中发挥枢纽作用。

从估值来看，2020年9月底上证A股的市盈率为16.66倍，居历史月第233位，处在历史数据68.53%的分位数位置；深证A股的市盈率为47.99倍，居历史月第126位，处在历史数据36.84%的分位数位置；中小企业板的市盈率为53.43倍，居历史月第30位，处在历史数据16.30%的分位数位置；创业板的市盈率为114.09倍，居历史月第17位，处在历史数据14.17%的分位数位置。主板估值较上年已有明显提升，创业板估值则有所回落，但仍处于历史相对高位。

总体来看，把握2021年中国股票市场结构性机会的难度正在加大，投资者需要更多的耐心。

第一，以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待资本市场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为了平衡经济增长和总体杠杆率水平，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是必然的趋势，作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资本市场也必须以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待成长与收益，未来A股市场大起大落、急涨急跌的可能性极低，只有资本市场保持较高的内在稳定性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坚持以长期业绩为导向的机构投资者正在成为A股市场不可忽视的关键力量，价值投资已经成为市场的主流投资理念，信息的充分披露将提高市场的有效性，打压短线游资的炒作空间，超额收益将更多来自对于上市公司基本面所隐含的长期价值的发现，更多以“年”为单位计算复合投资收益的资本将推动市场的整体投资风格更趋稳健。

特别是2021年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将会有更多的产业资本围绕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国家战略导向来进行中长期投资布局，而随着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境内外市场的互联互通不断加深，外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渠道和方式进一步拓宽，更多来自国际金融市场的主动型和被动型资金将进一步强化A股价值投资的逻辑。

面对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的国际环境，为了有效应对外部风险和挑战，统筹发展和安全至关重要，更好地维护和提升国家金融安全、科技安全、能源安全、流通安全和生物安全需要一个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对各领域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上市公司将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与成长空间。

第二，抓住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的有利契机。

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与世界一流制造业强国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型服务业发展水平仍然不高，中国极其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必然会有许多缺失的环节有待完善和补全，而且这些缺失的技术、材料、工艺等已经成为“卡脖子”问题，严重束缚了中国的产业体系迈向更高的层级，究其原因在于科技创新对于产业发展的支撑力度仍然不足。

一方面基础研究的短板需要较长的时间、较大的投入来补齐，另一方面各领域重大科技成果从实验室阶段到中试阶段再到产业化阶段的转移转化瓶颈有待突破。A股市场在完善产业链生态、补齐创新链短板上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一级市场投资者正在进入二级市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VC/PE机构的入场将会充分发挥耐心资本的长期主义特点，以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为契机，破除科技创新的“孤岛现象”。

政策层面有望“以协会、联盟等产业组织机构为纽带，支持行业龙头企业联合供应链重点企业形成产业创新联盟，打造国产化自主可控体系，形成‘扭抱缠绕’的产业合作格局”，实施新一轮工业强基工程，深入解决新形势下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四基”领域严重依赖进口的问题。

对于A股市场各行业领域的领军企业和细分赛道的隐形冠军而言，均有望通过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以创新优势建立市场优势，提高行业集中度，获得更多市场认可，在低利率和低通胀的背景下，通过有利于形成核心竞争优势的并购重组，有效带动业绩和估值水平的双重提升从而成长为全球性的龙头企业。

第三，把握增量提质、扩大内需的必然趋势。

中国超大市场规模孕育着巨大的需求潜力，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是要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为扩大内需提供广阔舞台。

疫情加速推动了数字技术引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对在线医疗、在线教育、直播电商、自动驾驶和视频自媒体的数字化需求大幅提升，带来企业数字化生产、居民数字化生活、社会数字化治理、城市数字化孪生的跨越式发展。

以智能家居为代表的智能化消费趋势越来越明显，居民购买智能产品的意愿不断增强，居民消费结构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转变，个性化消费、体验式消费已经成为主流的消费模式，对交通通信、医疗健康、文化娱乐、休闲旅游的需求快速提升，消费场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等技术成熟运用下日趋丰富，消费环境的虚拟化打破了消费的时空束缚，大规模的在线新经济成为可能。

9月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强调，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以新业态新模式为引领，加快推动新型消费扩容提质，努力实现新型消费加快发展”，包括“加力推动线上线下消费有机融合”“加快提升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能力”“优化新型消费发展环境”“加大新型消费政策支持力度”等主要举措。

深耕“新基建”、服务“新消费”的企业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大消费行业在估值回归合理区间后仍然值得重点关注。

总体来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外部风险需要时间进行充分的释放，基本面、资金面、政策面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多，市场短期来看可能处在右侧，但中长期来看仍然处在左侧，中国股票市场在分母和分子因素的共同驱动下具备在“十四五”时期冲击5000点的可能性。

做好2021年经济工作的5个政策建议

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合，推动经济持续复苏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内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的风险仍然存在。

一是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合，当前一些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急需“回血”，一些企业商家亟待消费“回暖”，更多人渴望生活“恢复”，要提高精准防控能力，加快复工复产、复商复市，不搞一刀切。

二是加大疫苗和药品科研攻关及国际合作力度，做好加快有效疫苗产能提升的前期准备，深化新冠药物研发国际合作，提升科学防控能力。

三是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提高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四是构筑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平战结合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和科技支撑，提升应急物资储备和保障能力，夯实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基层基础。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加注重可持续性

2021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仍需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规模，以支持扩大国内有效需求、调整经济结构，促进高质量发展。

一是若疫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建议财政赤字率按照3%左右安排，继续发行专项债券，不再发行抗疫特别国债。

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注重提质增效。显著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加强对“卡脖子”项目的有效支持。综合运用税收优惠等方式，提升产业链水平，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引导资本、资源向战略关键领域聚焦，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细化疫情期间财政直达资金分配管理办法，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

三是继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投资方向和结构，提高投资效益，防止项目资金过于分散造成资金闲置，支持“两新一重”建设，支持扩大教育、文化、体育、养老、医疗等服务供给，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支持扩大农村消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四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与民生相关的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医疗卫生、住房保障、节能环保、文化体育与传媒等重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推动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相关领域的支出政策和机制设计，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更加注重前瞻性、精准性和时效性

当前，海外疫情仍在蔓延，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货币政策既要立足国内、以我为主，也要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

一是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基本稳定、经济社会发展较快恢复，货币政策应适时逐步退出疫情期间稳健偏宽松的状态，回归稳健中性，实现广义货币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速度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同步。

二是中国经济在2021年一、二季度大概率将出现疫后恢复性反弹，与此同时疫情冲击导致的基期翘尾效应还会进一步放大主要经济指标的反弹力度，对此决策层要前瞻性地预判和甄别，警惕基期翘尾效应导致的误判。

三是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做到流动性有收有放、结构优化。落实好直达货币政策工具，适度增加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信贷支持力度。

四是在货款市场报价利率和贷款平均利率降低的基础上，增强利率定价弹性，通过价格机制引导信贷资源配置结构走向优化。五是及时研判国际收支变化，警惕资本项目下的资本流出，避免人民币汇率短期内急剧波动。密切关注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央行货币政策调整，防止内外利差和流动性松紧差大幅变动对中国经济金融体系造成负面冲击。

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做到稳存量、扩增量和提质量有机结合

一是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增强各类市场主体运转活力。协助暂时性经营困难企业加快夯实自身发展能力，纾解中小民营企业获得金融和优质人力资源等要素的困难，促进初创企业健康壮大，完善灵活就业和新业态就业支持体系，确保就业机会得到持续创造。

二是紧密关注重点群体就业，提供多元化、针对性的公共服务。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实名清单，重在畅通毕业生与用人方之间的信息流和增加匹配机会，利用线上线下两种通道，增加毕业生专场招聘场次，面向基层和相对落后地区提供更多公共就业岗位，强化对低收入家庭毕业生的就业帮扶。畅通高校毕业生继续深造、参军入伍、自主创业等通道。保障外出农民工公平享受就业服务，全面清理部分城市对于灵活就业人员的不合理限制，降低农民工在务工地的住房、医疗、子女照料等方面的成本，加大力度完善返乡入乡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帮扶政策。以鼓励市场化就业为主、定向招录为辅，妥善解决退役军人就业，鼓励职业院校扩大对军转、农民工、失业群体的招生。用足用好失业保险基金，确保失业人群基本民生，完善再就业服务。

三是加大职业技能提升力度。重点针对农民工、产业结构调整溢出的非熟练工人、就业困难群体等劳动力群体，实施大规模的公共就业培训，确保技能培训有成效，确保年底实现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群比重达到四分之一以上，鼓励企业实施师带徒技能提升模式。

四是促进市场性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发展，将其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领域，给予必要的政策性支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在人力资源服务业中的应用，以此推动就业匹配质量提升。

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把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平衡

当前宏观调控应改变以往仅着眼于短期的视角，兼顾短期与中长期，统筹做好跨周期设计和调节。

一是根据经济恢复进度，适时适度调整逆周期调控政策力度，增强政策的前瞻性。在需求端恢复滞后的情况下，仍应维持一定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未来根据供需平衡动态变化适时调整财政货币政策力度。

二是千方百计做好“六保”。“六保”是疫后经济政策的重要抓手，是底线和生命线。当前，“六保”中挑战最突出的是保市场主体和保基层运转。要防止旅游住宿、长租公寓、健身房、室内娱乐等服务业市场主体因日常经营长期中断而出现大面积破产倒闭。对于保运转、保工资、保基本民生出现困难的基层政府，应适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在全国范围内加快完善县级财政库款监测机制，加强监测监督，及时发现风险和解决问题。

三是注重货币政策的灵活性，主动加强流动性管理。引导和支持银行补充资本金，主动应对不良率上升，防止风险积聚和蔓延。

四是加强政策协调配合，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同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应。力求同向发力，避免相互掣肘，防止政策对私人部门经济活动产生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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