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近代史上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为何本可以避免？

《战争的战争（1618—1648）》，[德]约翰内斯·布克哈特著，马绎译、孟钟捷校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掷出窗外的和平？

——错失的埃格尔和谈

作者｜[德]约翰内斯·布克哈特

摘编｜李永博

如果说有一场战争可以避免的话，那么就是这场三十年战争。“布拉格掷出窗外”这一轰动事件尚保持在可控范围内。三人在布拉格被掷出窗外，但并没有人死去。那场血流成河的战争令无数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却始于这三十年间最不血腥的一次暴力行为。将皇帝派驻地方政府的三位代表扔出布拉格城堡的窗户，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行为，但不是一个终极动作。马蒂尼茨是被掷出窗外的三人之一，和同伴一样，他认为自己是受到阻挠的殉教者。他将他们保住性命的结果拔高为圣母玛利亚庇护的奇迹，并向维也纳宫廷汇报了双方的唇枪舌剑是如何演变成波希米亚等级代表上演全武行这一戏剧性尖锐冲突的。显然，他的汇报带有成见，不过，由于掷出窗外的后果不甚严重，他还顺带汇报了对方的观点和立场。人们习惯于在既定结局的框架下阐释这场战争为何不可避免，但在此之前，人们应当真正走进史料，探寻历史的真相。

仅三天后，一份由布拉格新教教会发布的宣言缓和了局势，其内容是：兼领圣体圣血（sub utraque）的等级贵族（这是对兼领无酵饼和葡萄酒的传统叫法，即使用普通新教徒圣餐杯、领圣餐的波希米亚新教多数派），只会在教派受侵犯之时进行自我防御，绝不会做出反对皇帝的事情。被视为异邦捣乱者的耶稣会士则遭到驱逐，但驱逐并不针对“温和的人们、仅领圣体（sub una）的亲爱的朋友们”，即只领受圣餐的天主教少数派，也不针对皇帝和仁慈的波希米亚国王。另一方面，德意志皇帝马蒂亚斯（Matthias）显然像所有的皇帝那样信奉天主教，且相对而言比较得人心，他保证，他从来没有触犯其前任鲁道夫二世（Rudolph Ⅱ.）保证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之《陛下诏书》（Majestatsbrief），也没有收回波希米亚其他特权的意图，即便他对在其行宫宫殿波希米亚办公处发生的无礼暴行感到诧异，也无意收回成命。但令人惊讶的是，马蒂亚斯皇帝表达了温和的责备，原话是“决不能说这是好事”。原因在于：假设针对帝国官员的责难是合法的话，那么，“不特意提前知会我们，也没有正式且合法地施行审讯，就如此突然地对待我们的行政官员和服务人员”，并不恰当。“布拉格掷出窗外”这一世界历史事件可能是等级中的积极分子策划的，谨慎起见，人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仓促的临时行为吗？皇帝兼邦君要求等级停止已经开始的军备（完全看不到有外部的敌人），并汇报预防性的防御措施的情况，虽然这在当时对奥地利还构不成太大的威胁。

此时，两份上疏皇帝马蒂亚斯的专家建议较为出名。其中较为严厉的建议来自枢机主教兼首相克莱斯尔（Kardinalpremier Khlesl）。克莱斯尔主张在帝国范围内施行比在奥地利世袭领地内更为温和的教派政策，并建议利用这一机会重新建立完整的波希米亚政权，哪怕使用武力。另一份匿名奏疏则明显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挽救和平，长篇大论地描述了战争的弊端和危险，并推荐皇帝派遣一个混合教派的委员会前往布拉格协商对策。两种建议均被皇帝马蒂亚斯采纳，即进行武力威胁和委员会协商解决。

1618年5月23日，“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波希米亚等级代表（Standevertreter）抓起两位帝国官员和一位书记官，将他们从布拉格城堡的窗户扔了出去。三个人都活了下来。这幅来自梅里安家族的铜版画于1635年出版，是其代表作《欧洲剧院》（Theatrum Europaeum）系列版画中的一幅。这一最终成为三十年战争之象征的事件，并未触发战争，却催生了寻求和平的积极尝试。

波希米亚等级印刷出版了《大辩护词》（GroBe Apologie），目的是 “向普天之下”证明其无罪，这实属推波助澜。面对一切质疑，等级们并没有什么新的说辞，而是（这次是印刷版的大字报）首先单独声明这是抵制宗教侵犯之举，其次，他们不愿触犯皇帝的权威。

对从皇帝西吉斯蒙德（Sigismund）到1618年的宗教和宪法政策史加以补充的文件不下143份，以此确认波希米亚地位的合法性。如此之大的工作量或许正是文书很晚才付梓的原因。不过，其宗旨始终是“将王国重新带回宁静和平的状态”，因而等级方面也明确呼吁，希望帝国内外采用适当的手段建立委员会，商讨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各执己见的情况下，双方须进行会谈，达成谅解，事情才会有转机。和谈工作需要纯熟的谈判技巧，触发冲突的标志性事件会被往小处说，对比之下一清二楚：在事情的转折点之后，“掷出窗外”事件成了一桩“闻所未闻的过分之事”、一次“堂而皇之的敌对反抗”，是“骚乱和卑鄙的造反”；但谈判双方则将此事当作一件操之过急之事或等级们“根据旧俗”的某种习惯做法而大事化小。各方既不归咎于统治者，也不问责其顾问和执行官，顾全了皇帝马蒂亚斯，相反，“有害的坏人”则须承担责任。皇帝竟接受了谈判结果，甚至计划启动调查和惩罚。宗教法冲突和对两大教派的支配权问题依然存在，且在政治权利层面尚存在谈判的可能性。但是，此时皇帝马蒂亚斯则越来越多地被波希米亚等级利用，以争取新教的支持者。波希米亚等级和其统治者之间的政治军事冲突逐渐露出端倪。不过，此时所有人都还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们最想维持或重建和平。

此时应考虑到，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和平被认定为意义非凡，尽管当时战争密集，人们的行为方式常常完全背道而驰。在战争檄文中［研究者安努施卡·蒂舍尔（Anuschka Tischer）将波希米亚辩护词算作战争檄文］，敌对双方乐意列出一些共同的准则，进而指责对方违背了这些准则。在这些准则中，首推和平。公然违犯准则并公开躲避调停的一方，则被认定为失信于人，这也是一项传统规定。也有人倡导和平，不愿爆发战争。在这些被忽略的和平倡议中，萨克森选帝侯国被称为“干预”（Interposition）的调停行动是最有希望成功的一次，也是维护和平的良机。

萨克森选帝侯国是当时德意志帝国内政治、经济最强盛的邦。此外，因其地位高、名望高，它在帝国内的影响力也很强。然而，邻邦波希米亚发生的动乱却让萨克森陷入艰难的境地，原因是：一方面，依照德累斯顿韦廷王朝的传统，加之对帝国充满热爱之情的邦参议会主席舍恩贝格的卡斯帕（Kaspar von Schonberg）的带领，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一世（Johann GeorgⅠ., 1585—1656）与帝国首脑皇帝尤为亲近；另一方面，萨克森被视为宗教改革之邦，拥有维滕堡城和维滕堡大学的萨克森是新教的典范之邦，并利用这一地位防范新教内部的竞争。现在，波希米亚人剑指本邦的宗教冲突，希望求得宗教上亲近的新教中立邦的支持，萨克森人该怎么做呢？如果优先考虑宗教政治团结，会不会反而激化、扩大冲突呢？抑或是保持对皇帝的忠诚，当时皇帝同时也是王位岌岌可危的波希米亚国王，而这样做会不会显得萨克森在宗教政策上不可信赖呢？萨克森选帝侯召唤枢密顾问，官员们清楚地表达了令人震惊的意见，并得出如下结论：这绝非宗教事务，而是一场不负责任的等级之间的政治冲突。这一路线得到了严格的遵守。一位波希米亚使者向国内报告，他花了好几个小时劝说萨克森的权臣舍恩贝格，希望为波希米亚的事情争取到舍恩贝格的帮助，但直到他筋疲力尽也无济于事。对统治者和等级之间的冲突进行政治解读后，萨克森选帝侯将其视为一场叛乱，这就允许了他和达到目的的议会多数派保持中立。德累斯顿方面不希望波希米亚挑起任何一场宗教战争，并在帝国范围内释放出反对扩大冲突的信号。

从这一中立且超派别的政治定位出发，德累斯顿人在波希米亚启动了一场大型的调停与讲和行动，目的是阻止冲突蔓延至整个帝国范围内。“为保证和平而服务”——这是其发现者弗兰克·米勒（Frank Müller）给它加上的纲领性标题，这项政策1997年才在萨克森档案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出来。萨克森的外交官从中立立场出发，其经验丰富的办公处承担了调停工作，不遗余力地坚持让波希米亚君主和波希米亚等级之间达成和解，从而将这场危险的冲突遏制在地方并化解。不过，对于这样的“干预”，冲突双方的接纳程度是不同的。刚开始，双方均只愿接受另一方不肯接受的条件；接着可以接受一些只能部分实现的条件，但这些条件均不尽相同；再接下来，是预订和计划磋商日期；最后，双方敲定了最终的协商时间和地点。在9个多月的多轮谈判尝试中，萨克森外交坚定向前推进又不失公务技巧的工作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受欢迎的回答和不成功的点被套话遮掩过去，拒绝的言辞被弱化了，小的让步和妥协则被放大。比如，当皇帝方面要求波希米亚等级代表“恭顺服从”时，德累斯顿人就在波希米亚人拒绝屈服但文风不太富有攻击性的文书基础上让维也纳知晓，波希米亚人已经“有一点肯乖乖屈服了”，并同时询问波希米亚人还能不能再往前跨一小步。有时候，萨克森的办事部门直接帮波希米亚人代笔，教他们怎样向维也纳上书才能让皇帝赞同“干预”，如直言不讳地提示对方，最好否认军事进攻天主教城市比尔森（Pilsen）的责任。因为格奥尔格一世向皇帝派出了一位使者，以敦促宫廷准许“干预”，并由此得知有关比尔森的消息正是皇帝犹豫的原因。彼时，波希米亚战争其实已经开打了（好战的图恩伯爵已与奥地利等级和西本彪根骚乱的发起人贝特伦·加博尔结盟，甚至已两次兵临维也纳城下），所以当务之急根本不是那些有争议的问题，而是要邦国太平。从特定区域撤出、裁减军队等去军事化的前期成果已经向双方提出，其中，部分已执行、得到允诺或至少已宣布。

三十年战争人口损失示意图

注定失败的讲和谈判

终于，在1618年的最后一天，事情有了突破：皇帝马蒂亚斯同意在不附加前提条件的情况下接受“干预”，以“提升我们的声望和威严”，更确切地说，是采纳了“萨克森选帝侯的多次调解以及善意的建议”，选帝侯则作为倡议人代替皇帝接手后续的整个谈判。波希米亚等级代表应将萨克森方面的建议视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即天主教皇帝为处理一桩宗教事务而将代理权授予新教帝国等级。皇帝早先签发的一项许可还规定，可以成立一个教派比例代表制的调停三人组，新教的普法尔茨和天主教的巴伐利亚也可以充当调停人。萨克森的格奥尔格立即恳求犹豫不决的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施以援手，他认为，马克西米利安素以热爱帝国、向往和平而著称，且帝国诸侯的责任不仅仅是维护帝国内部的和平安宁，更是在战火烧进帝国之前及时扑灭邻国的战火。不过，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萨克森得拉着皇帝大步向前。为了减小谈判压力，皇帝立即授予选帝侯“停止并废除武器”之全权，即停战，这一做法要比三十年战争结束时召开和会期间要好得多，那时，除了威斯特法伦外，其他地区还鏖战了四年。但是，波希米亚等级代表还需要10周的时间才能最终答复，因为他们需要跟邻邦西里西亚一起投票。然而，萨克森人对此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一直在敦促波希米亚。通过明确时间这一必备步骤，调停谈判开始的日期和地点得以敲定。人们一致同意选择波希米亚边境小城埃格尔（Eger）作为谈判地点，而待处理的第一要务则是“去武装并遣散部队”。萨克森的顾问们已经在草拟与会人员名单、解决草案和会议日程。和谈定在1619年4月14日开启。

然而，3月20日，皇帝马蒂亚斯驾崩了。整个和谈计划一下子泡汤了，通往三十年战争的道路已被扫清障碍。因为随着皇帝的驾崩，他颁布的所有文件均被废除，来自哈布斯堡王室的继任者、在马蒂亚斯生前已被指定为波希米亚国王的费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登基。新皇帝在宗教政策和强权政治方面更加严苛，在他的统治下，和谈的时间窗口关闭了。于是，埃格尔没能成为和平之城，反而在日后的战争中作为另一位和平追求者的死亡之城被载入史册。

在错过埃格尔和谈后，英格兰国王还想开启谈判并要求德意志诸侯“迅速终结波希米亚的革命和混乱”，却无济于事。没错，英王参照五年前借助外交援助达成《克桑滕和约》（Kompromissfrieden von Xanten）的先例，表示愿向继任的皇帝提供斡旋的帮助。不过，英王急切且反复提出的种种调停提议并不受欢迎，德方均通过外交方式谢绝了，于是，一切都按众所周知的程序进入了波希米亚战争。波希米亚等级代表及其所属的世袭64领地全部采取军事暴力，并宣布废黜不受人待见的国王费迪南二世。紧接着，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五世（FriedrichⅤ., 1596—1632）被立为波希米亚国王，但并未得到帝国和欧洲新教势力的有效支持。几乎是同时，被废黜的费迪南二世在法兰克福被诸位选帝侯选为皇帝。在西班牙和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的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凭借重新武装的天主教同盟，费迪南二世赢得了白山战役（Die Schlacht am WeiBen Berg），再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国王亡命天涯，波希米亚投降，帝国军赢得了战争。

那么萨克森怎么样了呢？在错过埃格尔的和谈机会，不可逆地废黜了皇帝的波希米亚王位，紧接着由普法尔茨的新教先锋弗里德里希五世继位后，萨克森不再扮演其超派别的中立角色。同样的孤立政策要求萨克森改弦易辙。当波希米亚外围的冲突形势无法用谈判调和时，就不得不用武力驱赶了，而口号则是为帝国减少损失。与巴伐利亚不同，萨克森不是哈布斯堡的盟友，只是在严格遵守帝国法律。这位新教选帝侯最后一个加入皇帝阵营，并带着特定的任务和特别许可加入了战争。不过，矛盾的是，与皇廷“教派相反”却携手同行的萨克森，反而比保持中立时更为成功地扮演了为新教利益代言的律师角色。萨克森针对波希米亚下属的卢萨蒂亚和西里西亚的军事行动是由皇帝的委员会委派的。作为接受这一任务的交换，萨克森选帝侯不顾回避问题的皇廷的反对，将保护宗教地位纳入协商范畴，并取得了针对“叛乱者”的自由赦免权。

卢萨蒂亚赶走了波希米亚军队，西里西亚人在白山战败后也做好了重新承认哈布斯堡王室的准备。随后，萨克森选帝侯派出的委员则运用其全权，到处实行宽恕和大赦。而此前，费迪南对被定罪的等级政治家进行了布拉格流血审判，再也没有比这两者更鲜明的对比了。选帝侯与卢萨蒂亚人、西里西亚人缔结协议，确认其特权并保证其宗教地位。当他的做法跟皇帝的大相径庭时，皇帝就把巴伐利亚盟军领袖马克西米利安在上普法尔茨完全不同的处置方式作为选帝侯的榜样。此时，萨克森选帝侯则会拒绝他，指出这种激烈的方式对于安抚等级代表毫无用处；当皇帝想再次尝试做一些修改时，选帝侯则不得不再次动用老祖宗的政治手腕：很遗憾啊，很遗憾啊，文书到得太迟了。因为此时选帝侯已经向西里西亚人许下诺言，皇帝亦不愿食言。如果皇帝不愿冒与萨克森决裂的风险的话，他就只能原封不动地批准那份条约。

1621年2月28日与西里西亚等级代表签订的这份协议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让维也纳皇廷容忍新教徒存在于其世袭领地上——唯一的例外正是西里西亚。这份《德累斯顿协定》，由萨克森选帝侯国负责跟进，成为即将签署的《布拉格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1707年《阿尔特兰施泰特协定》中例外条款的基础，并有所拓展。

卢萨蒂亚因抵押给萨克森，故全部转为萨克森所有，原因是皇帝未能兑现承担军费的承诺，而正是因为在萨克森选帝侯国的领导下，该地才拥有了部分自治权，索布人的语言和文化得以维持至今。波希米亚的邻邦西里西亚则回归奥地利。两个邦国分别在新教及天主教政权的统治下保持了混合教派的状态，而这一状态正是萨克森这一臣属国从皇帝手中强行取得的。

萨克森原本的和谈目标是，通过解决波希米亚问题让帝国远离战争，但没能成功。波希米亚的争议问题和紧随其后的王位之争在军事与政治上尘埃落定之后，人们本可以就此偃旗息鼓，甚至正式缔结和约。但是，在胜利者对波希米亚起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审判后，巴伐利亚西班牙的勤王革命失去了对手段之分寸的最基本判断，而在作为法治国家的帝国体系内，这种分寸感已发展得颇为完善。波希米亚国王的反对者战败，因此被革出社会，削去爵位，夺去田产，日子并不好过。这就是向西班牙求援的代价，而西班牙人则借此为自己留出了沿莱茵河顺流而下、重新攻入尼德兰的陆路；这也是对马克西米利安的军事援助的补偿，后者则罔顾帝国和平，肆意征收邦国和选帝侯领地的产出。皇帝将普法尔茨选帝侯的位置给了巴伐利亚公爵，这在帝国内被认为是一个在法律和政治上都很有问题的做法，到了战争末期，更成为寻求和平的额外负担。另一方面，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五世在雇佣军将领曼斯菲尔德伯爵（Graf Peter Ernst Ⅱ. von Mansfeld, 1580—1626）的支持下，想要从这场灾难中至少挽回世袭领地。在曼斯菲尔德的节节败退逼得他不得不逃往荷兰之前，勇敢的弗里德里希五世再次被视为风云变幻的普法尔茨战场及其邦都海德堡的君主。

然而，在这个看起来毫无希望的情形之下，和平之光依然没有泯灭。即便是在流亡荷兰期间，那位娶了英国公主的选帝侯依然不间断地收到英格兰国王的敦促信，催他与敌方达成和解，至少把莱茵普法尔茨领地挽救回来。最终，弗里德里希五世批准了英格兰和西班牙暗中谈妥的普法尔茨停战。1624年春，皇帝和盟军派来的谈判代表甚至提出普法尔茨伯爵可以返回普法尔茨，但作为交换，方济嘉布遣会长老弗朗西斯科·德罗塔（Francesco de Rota）要求他皈依天主教。一位君王通过改变宗教信仰达到其政治目标，这或许不是第一例也非最后一例，至少普法尔茨就这样做过，且接二连三，最后把所有教派都试了个遍。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之下，这么做简直是一桩宗教政治丑闻，弗里德里希五世会因此失去其整片新教领地，却还是没有赢得和平的绝对把握。出于“荣誉和良心”，弗里德里希五世拒绝了这一诛心的妥协。关于接受波希米亚王位一事，弗里德里希后来甚至向皇帝书面致歉，承认这是年少无知时的仓促之举。而普法尔茨选帝侯国则屈服于费迪南，获得了一块领土的补偿，却玷污了名节。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坎普曼（Christoph Kampmann）认为，特定的先决条件和对“有尊严的”和平的追求在当时已经无解，甚至成为战争旷日持久的原因之一。由于普法尔茨流亡政府已成为一个继续向帝国内部施加影响、延长战争的不安定因素，符腾堡公爵多年来四处调解，试图促成和平，并举行了科尔马（Colmar）会议，双方进行了试探性谈判，但还是失败了。最后，战争期间袖手旁观的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为了其女儿的利益，试图给他的普法尔茨女婿找一条出路，于是他想到了王朝时代化解干戈的经典招数——让普法尔茨和西班牙联姻，而后者则乐意在维也纳为前者说情。若他那被寄予厚望的外孙——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Friedrich Heinrich）真能迎娶西班牙公主，那么有可能和平解决此事吗？一次宿命般的死亡再次扼杀了和平的机会——在一次荷兰渡轮的海难事故中，那位有望成为储君的年轻王子命丧黄泉。

导语校对｜李项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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